王雱既是來辭行，也是來匯報的。
馬政大案官家高度重視，太閣五輔臣極力支持，政事堂和樞密院極少掣肘，查案還算順利。
馬政即國運，這是一個定都北方的政權必須時刻牢記的。
兩條腿打六條腿，贏了追不上，輸了跑不脫，在缺乏武器代差優勢的前提下，無馬等于白給。
宋承唐制，太祖武將出身，對軍隊的戰力極為重視。
篡周之后，畢竟也是個“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的雄主，他對國朝的馬政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官榷，跟草原買；自產，設立馬監制度；自研，建立育馬機構，改良品種。
三項措施，極大的支持了太祖太宗兩朝的戰爭需求。
太宗兩次北伐，消耗掉了威脅政權的牙兵勢力，同時也丟掉了大量的戰馬。
太祖所設立的馬監制度，養馬二務、四務，不再能滿足大宋的軍隊建設需要。
到了真宗時期，進行了第二次改革。
以前多頭管理，有太仆寺、群牧司、騏驥院三個頂層管理機構。
太仆寺歸文官、群牧司歸樞密院、騏驥院歸皇家。九龍治水，自然旱澇失調，馬政越搞越糊涂。
真宗直接拔高了太仆寺的地位，統領所有馬政相關機構，上到群牧司，下到各郡縣諸坊監。
混亂的局面一度得到改善，真宗朝馬政巔峰期，全國戰馬注冊總量超過了二十萬。
然而，好景不長。
西夏李繼遷徹底與宋決裂，中原跟西域的連接通道被截斷了，優良的馬種不再易得。
遼國也有馬，可是一來兩國交易管控嚴格，買到的公馬都是太監馬。二來北馬品質不行，民間走私交易獲得的馬種，也都是個體矮小比驢子大不了多少的草原灰馬。
到了仁宗時期，除了西北，大宋基本進入了邊疆的穩定期。
文臣武將依靠戰爭晉升的階段結束，開始把眼光轉回國內，尋找在存量利益里分肉吃的機會。
很快，太仆寺被架空，群牧司成了擺設，騏驥院成了養馬的畜欄。
五次西夏戰爭，徹底消耗掉了真宗攢下的底子，仁宗去世之前，大宋官馬已經到了缺少馬種的程度。
英宗上任，翻看太祖實錄，找到了“馬政即國運”的祖訓，決定振興馬政。
一振興不要緊，上下一盤賬，發現了仁宗后期的二十年，馬政上至少被人貪墨了五千萬貫資金。
當時一年的國賦才三千萬不到四千，平均一年盈余還不到七百。
也就是說，有人利用仁宗的寬厚，在二十年時間里，貪掉了大宋國七年的財政盈余。
面對仁宗留下的爛尾財政，空虛的國庫，跑耗子的內庫，英宗靈機一動，決定找兩個人來追贓。
趙抃和韓琦，這倆人都屬倔驢的，而且持身清正。
剛查了幾個月，倆人就遭到大量的彈劾，連家里后院小孩子偷看女仆上廁所的謠言都編出來了。
君臣三人一合計，這事兒得悄悄的來，說不定有多少人深陷其中。
表面上，英宗用“濮議之爭”掩人耳目，吸引朝堂的注意力。暗地里，趙抃和韓琦安排人手，繼續深入調查。
這一查不要緊，查到的真相足以毀掉整個帝國。
英宗身子骨不好，沒有信心跟這股勢力開戰，只能將兩位大臣調查的結果封存，先治病再說。
結果英宗天不假年，在這副爛攤子上熬了六年，身體越來越差，帶著深深的遺憾，去地下找仁宗和親爹報委屈去了。
趙頊登臺，曹氏執政。
當初調查馬政案的趙抃和韓琦分別出京，被調離了核心崗位。
再沒人提昔年舊案，直到前些日子趙頊耍脾氣翹家，又一次將目光投注在帝國的四條腿兒上。
經過蘇軾和王雱明暗兩條線的初步調查，得出一個結論：誰查誰死！
上到宗室、外戚、勛貴，中到樞密院相公，下到三大機構里的各級官員，無人不貪、無人不腐。
打仗做不到上下一心，但摟錢這件事上，這群人已經形成了多年的默契。
市馬，這塊歸了各路王爺和外戚、勛貴；養馬被文官和小吏們上下瓜分；馬種改良項目早已停擺。
除非有膽量得罪所有人，否則這案子查不下去。
現在蘇軾查到的內容，都是這幫人舍車保帥丟出來的棄子，算是面子上給皇帝的交代。
真往深了查，別說蘇軾，連皇帝也有危險。
既然旁支能繼承皇位，太后就能監國秉政，那又何必非堅持要過繼的英宗之子才有法統繼承權呢。
王雱的建議是，及早收手，最多換個形式，讓這幫人多吐出來一點。
比如：勸捐！
讓所有參與腐敗的人捐馬，多少搞出來一點利息，湊足馬政啟動的種馬就可以了。
“這是那幫人讓你傳的話？”
王雱懶洋洋的，有些意興闌珊，“我爹給我傳的話，有人要推新黨重新上臺，這是交易條件?！?/p>
“不過你放心，我爹不可能答應，好不容易擺脫了那幫鄉黨，他忙正事兒還嫌精力不夠呢！”
真是令人頭疼，居然比大清的火龍燒倉還厲害。
李長安也一時間想不到什么好辦法，世界政治經濟史上，從羅馬到日不落，再到大林子和大美麗國，全世界就沒有一個能反腐成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