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之間，距離那場決定性的省委常委會又過去了三天。漢東省的政治空氣，仿佛經歷了一場劇烈的風暴后，短暫地凝滯，隨即，第一波明確的人事調整如同初融的冰水，開始沿著既定的溝渠，緩慢而堅定地流淌下來，帶著沖刷與重塑的力量。
調整的范圍和力度，首先清晰地落在了原李達康體系的骨干成員身上，但這第一波的“清算”，其精準和“克制”的程度，卻讓許多密切關注事態發展的漢東官場中人，感到一陣意外，甚至驚愕。
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林城市委書記王陸的調動。這位李達康主政林城時期的得力干將，曾被寄予厚望，甚至有傳言可能在李達康更進一步后接掌京州或進入省委常委序列。如今，一紙調令將他從林城市委書記的實權崗位上調離，去向是，省政協，擔任某個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正廳級）。明眼人都看得出，這雖然保留了級別，但實權盡失，基本等同于提前“養老”，政治生命已然終結。這是對李達康地方班底核心人物的明確處置。
而另一位引發諸多議論的，則是京州市公安局局長趙東來。他既沒有被牽連進李達康、程度的案件中，也沒有被繼續留在京州市公安局這個敏感而重要的位置上。他的新職務是：漢東省公安廳，正廳級巡視員。
“巡視員”……這個頭銜頗為微妙。它意味著正廳級的級別待遇得以保留，但不再擔任具體領導職務，通常用于安置即將退休或需要過渡的干部。
對于年富力強、且在此次風波中看似“獨善其身”的趙東來而言，這個安排無疑是一種“觀察”和“冷處理”。既沒有一棍子打死，體現了某種“區別對待”和“給出路”的政策，也徹底剝奪了他對京州公安系統的直接掌控，將他從實權派變成了一個相對邊緣的“顧問”型角色。
除了王陸和趙東來這兩個標志性人物，京州市及其他一些與李達康過往甚密的地方和部門，也進行了一些幅度不大的調整。幾個副廳級崗位換了人，一些處級干部被調離原崗位或接受進一步審查。但總體而言，涉及的人數、級別和調整的劇烈程度，遠遠低于許多人在李達康倒臺之初的預想。
“就這么……完了？”許多人在私下交換信息時，都忍不住發出這樣的疑問。一個省委常委、京州市委書記的垮臺，按照漢東乃至全國過往的“慣例”，往往意味著其經營多年的“山頭”被連根拔起，上上下下牽連出一大批人，從廳局級到縣處級，甚至科級，形成一場規模不小的“官場地震”。但李達康的倒臺，目前看來，直接落馬的廳級干部屈指可數，副廳級和處級雖有波及，但面并不算廣，力度也不算極其嚴酷。
這種“克制”，讓許多原本提心吊膽、與李達康有過或多或少工作往來甚至私下交情的官員，在松了一口氣的同時，也不禁感到一絲不可思議，繼而引發了更深層次的思考和猜測。
有人分析，這或許恰恰印證了李達康“獨夫”的性格。他能力超群，作風強勢，習慣于大權獨攬，事必躬親，對下屬要求嚴苛，動輒斥責，甚至經常讓下屬承擔本不屬于他們的責任和風險。這種領導風格，固然能打造出一支執行力強的隊伍，但也使得他與下屬之間，更多是一種“命令與服從”、“利用與被利用”的冰冷關系，缺乏真正牢固的私人情感紐帶和利益深度捆綁。
他的“山頭”，更像是一個圍繞他個人權威和政績目標臨時搭建的“工程指揮部”，而非盤根錯節、利益均沾的“宗派集團”。因此，當他這個“總指揮”倒下時，“指揮部”便迅速瓦解，那些“工程師”和“施工隊長”們，只要自身沒有嚴重違紀違法行為，或者與李達康的核心罪行直接關聯不深，便有很大機會被“赦免”或“輕處”，重新尋找自已的位置。
這種說法，與眾人對李達康的一貫印象頗為吻合，也讓許多人暗自唏噓。一個如此有能力、有魄力的干部，最終卻落得“樹倒猢猻散”，身邊竟無多少真正肯為他“死忠”或被他深度牽連之人，其人格魅力和為官處事的缺陷，可見一斑。
人們不自覺地拿他與另一位大佬，高育良進行對比。普遍認為，如果倒臺的是高育良，那么引發的動蕩將遠非李達康可比。高育良經營“漢大幫”多年，門生故吏遍布全省政法系統乃至其他領域，關系網絡錯綜復雜，利益輸送盤根錯節。他更像是傳統意義上的“派系首領”，一旦出事，必然牽一發而動全身，整個漢東的公檢法系統乃至相關領域，恐怕都要面臨一場徹底的大清洗和人員大換血。
李達康倒臺牽扯面“意外”地相對狹窄，這一現實情況，除了讓許多人感慨其“獨夫”性格外，更將所有人的目光，灼熱地聚焦在了那個因他倒臺而空懸出來的、金光閃閃的位置上——京州市委書記！
這可是副省級的職位！是漢東省毫無爭議的第二大城市、經濟中心、省會城市的掌舵人！其政治分量、發展潛力、對全省的影響力，甚至不亞于某些排名靠后的副省長。這個位置的空缺，就像在平靜的湖面投入了一塊巨石，瞬間激起了無數漣漪。
所有自認為有資格、有野心、有背景角逐這個位置的力量，都開始暗中或半公開地活動起來。省里的幾位副省長、其他重要地市的市委書記、甚至個別資深的省委常委，都成為了潛在的競爭者或背后支持的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