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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朝會，不如就來議論商業。”趙瀚說道。

    宋應星率先說道：“陛下，農為本，商為末，此亙古不變之理也。皆因商人逐利，聚攏錢財越多，便越能操控行市，小民之財皆被其剝削殆盡。因此，重農抑商，必須定為國策，不可使商賈橫行天下。”

    群臣聞言，紛紛稱是。

    宋應星又說：“然天下不可無商，商強不一定國強，商弱則必至國弱。前明一朝，商業之衰落，自萬歷年間而始。朝野上下，對商人予取予奪，甚至無端征稅而拘禁商人家屬。商人受此盤剝，家破人亡者多矣。因而貨物流轉不便，城市物價日增，最終苦的還是百姓。”

    大明一朝，萬歷年間商業達到極盛，萬歷中后期就開始走下坡路。

    一方面是美洲白銀輸入減少，另一方面就是不把商人當人。從皇帝到地方官，再到后來的武將、流寇，沒錢了就找商人索取，大明的商業遠遠不如嘉靖年間。

    與此同時，大商人跟權貴勾結，可以轉嫁損失到小民頭上，甚至還權錢交易變得更加富有。而中小商人，破產者無數。

    吳應箕已經升任為戶部尚書，他接著說：“宋殿閣所言極是，無農不穩，無工不興，無商不富。荀子把天下人，分為士農工商四類。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器械，若能做到如此地步，則江山永固、國富民強也。”

    錢謙益突然冒出來：“此義利之辯也。子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人人追求富貴，百業之中，唯經商可至暴富。若都去經商，誰來種地耕田？因此，必須重農抑商。于商人而言，當以義取利，不可謀不義之財。得利之后，商人也應當博施濟眾，如此則義利兼得也。”

    除了宋應星說得稍微靠譜，其余都是非常正確的廢話！

    趙瀚問道：“錢博士所言，是要用仁義道德去約束商人？”

    “然也。”錢謙益回答。

    “可天下商賈，又有幾人是仁商義商。”趙瀚笑問。

    錢謙益說道：“商賈越無仁義之心，朝廷就越當教化之。”

    趙瀚說道：“龐先生和李先生如何看？”

    龐春來說：“不可放任自流，也不可朝令夕改。給商人定下規矩，他們遵守最好，不遵守就嚴厲懲治！”

    李邦華說：“抑制大商賈，善待小商人。”

    “好！”

    趙瀚頓時笑起來，對龐春來、李邦華的發言很滿意。

    不用講大道理，直接說怎么做就行。

    趙瀚讓官員們繼續發言，大家順著這層意思往下捋，結果說得越來越沒營養。

    趙瀚總結道：“聽諸卿剛才所說抑商，是不準商人穿絲綢，不準商人住大宅。這有什么用處？華服美宅，人皆所欲。朝廷施政，不可違背人性。便如治水，不可一味堵塞。治商如治水，當仿效大禹，切記堵不如疏。商人想穿華服，就讓他們穿；商人想住美宅，就讓他們住。商人的欲望，會愈發膨脹，那就要疏通河道，引導商人照著朝廷的法子來。”

    “囤積居奇，擾亂市場，這是不對的。兼并購買土地，這也是不對的。蓄養美婢奴仆，還是不對的。這些都是河堤，不能讓商人的欲望之水漫過來。這洪水，還得往外引，開海便是一策也。每年織那么多布匹，每年燒那么多瓷器，都要靠商賈賣出去。不止賣到國內，還要賣到海外。如此，商愈興，工愈興，百姓的營生也就更多。”

    “還要謹防改稻為桑、改稻為棉。江南的桑田、棉田，不能繼續擴大。如何抑制？桑田、棉田多征稅，農民知道種什么更有利可圖，自然就規矩了……”

    趙瀚大談特談如何約束引導商業，朝中眾臣也知道，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

    沒見商稅和關稅逐年增長嗎？

    那么多白花花的銀子進國庫，誰敢再一味的打壓商賈，皇帝和閣部大臣肯定要跳起來。

    朝會散去，趙瀚回去辦公。

    很快就看到李邦華的奏章，內容很簡單：控制軍隊數量，裁減水師。

    加上騎兵師，大同軍共有十七個師。算上海軍、水師和重要港口海岸警備隊，大同新朝的正規軍足有二十萬。

    這看似不多，軍費消耗卻極大，因為軍糧沒有提高，軍餉卻一直在漲。最普通士兵，每月軍糧若干（包吃包住），每月軍餉一兩，夏秋兩季還免費發衣服。而從士官開始，軍餉就一直漲了。

    還有各地的巡檢司部隊，類似于武警，加起來也近十萬人，特別是西南三省數量最多。

    全國各大城市，還有大量警察部隊，這也被李邦華視為軍隊。至少，看守城門和城墻的警察，肯定可以視為軍隊。

    因此，李邦華建議不可再擴軍，能裁撤一兩支最好。

    大同水師更該裁剪，國內沒有大敵，養那么多內陸水師搞毛啊？

    趙瀚仔細想想，決定暫時裁撤一半的水師。至于巡檢司武警部隊，視地方治安情況酌情裁撤。

    裁下來的軍人，帶著妻兒移民北方。一定要好生安置，而且每個退伍軍人，可比普通移民多分兩畝好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