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那些在征服過程中立下“功勞”的倭人士兵，劉盈確實給予了“優厚”待遇——免于被送往大漢本土做苦力，并被宣布因其“立功贖罪”，此生若能繼續效忠大漢，則“來世可免于受苦受難”。
但這“優厚”的背后，是更深遠的算計。
劉盈并未讓他們留在倭國享受勝利者的滋味，而是將他們整體遷移安置到了朝鮮半島，這個與倭國擁有深仇大恨的國家。
此時的朝鮮，因之前衛滿朝鮮的覆滅和漢軍的進駐，本就對時常寇邊、與衛滿勢力有所勾結的倭人充滿敵意。
將這批手持武器、自恃有功的倭人降軍安置于此，無異于將火種投入干柴。
一方面，這些倭人降軍在朝鮮必然受到當地民眾的仇視和排擠，為了生存和維系那點可憐的“特權”，他們只能更加緊緊地依附于大漢駐軍和官府，成為大漢在朝鮮地區一支可靠的、用于制衡本地勢力的“偽軍”。
另一方面，他們的存在也時刻刺激著朝鮮人，讓朝鮮人將歷史積怨部分轉移到這些“倭奴”身上，從而減輕對大漢直接統治的抵觸。
同時，倭人與朝鮮人互相敵視、互相監視，誰都無法坐大，只能爭相向大漢表忠，以求壓制對方。
劉盈輕松地將潛在的矛盾轉移，讓兩個族群在內耗中同時削弱，并更加依賴大漢的仲裁，從而穩固了大漢帝國在東北亞的統治。
至此，劉盈對倭國的改造計劃初步完成，肉體上，精英被瓦解或馴化，平民被遷移為奴；精神上，“罪孽感”和“贖罪論”摧毀了其殘存的民族自信；結構上，殘余的武裝力量被置于他處，成為制衡他人的棋子。
倭國故地，只剩下老弱婦孺和少量漢軍屯田兵，以及源源不斷運往大漢的資源。
一個民族的文化根脈，在政策與宗教的雙重絞殺下，悄然斷裂。
這場征服，沒有慶典，只有無聲的制度運轉和一代人乃至幾代人的命運沉浮。
而劉盈知道，這僅僅是他構建的東亞新秩序的第一步。
——
長安城闕，歌舞升平。
市井坊間，百姓們茶余飯后無不稱頌當今天子劉盈的文治武功。
開疆拓土，尤其是東平倭國，使得大漢聲威遠播四海，萬國來朝的氣象似乎預示著又一個鼎盛時代的來臨。
劉盈高踞龍椅，接受著臣民的山呼萬歲，臉上是符合期待的威嚴與淡然，但眼底深處，卻始終凝著一絲不易察覺的警惕。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這表面的繁榮之下，潛藏著何等洶涌的暗流。
倭國那個喪家之犬般的村野治保，還有遠在西方、據探報已整合了歐羅巴部分勢力、同樣身負穿越者秘密的阿提拉……
這兩個手下敗將，絕不可能就此沉寂。
他們擁有超越這個時代的知識和視角，如同潛伏在陰影中的毒蛇，隨時可能伺機反撲，給予大漢致命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