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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粗略看了看張希孟的提議之后，就已經是心里有數。

　　豈止是完美，簡直是無懈可擊。

　　“方才你們反對新的鹽法，覺得不夠穩妥。無非是覺得交給一個長蘆鹽場，國計民生，系于一人，不夠合適。大明鹽政，一要便民，二要安全，三還要價格適當，確保鹽稅。”

　　老朱笑呵呵道：“你們都瞧瞧吧，以張相的設想，能不能做到這一點？”

　　“首先，廢掉綿延幾百年的灶戶，拆掉鹽運使衙門，廢掉鹽丁……大家伙想想，光是這些舉動，就能節約多少開支？只怕拿出其中很少一部分，就足以替常平倉采買足夠的食鹽了。”

　　在場眾位高官，都是算賬好手，尤其是一個鹽法討論了這么長時間，誰還不明白怎么回事？

　　歷代以來，都有鹽鐵專賣。

　　而鹽鐵專賣也不是說一句民間不許，就能管用的。

　　實際上為了食鹽轉賣，雙方可謂是斗智斗勇，民間一直有私鹽販子的存在，張士誠就是其中的典型。

　　朝廷為了確保鹽稅，必須設立鹽運使衙門，管理鹽場，又要安排鹽丁，嚴查私鹽，一旦發現，掉腦袋都是輕的。

　　只是作為民生必需品，食鹽的利潤太大了。有利可圖的生意，哪怕掉腦袋也有人前赴后繼，層出不窮。

　　所以歷代王朝都在鹽法上面用盡了心思，除了增加官吏鹽丁，制定嚴密的法令規矩，還要和商人合作，從生產到運輸，再到銷售。

　　層層疊疊，不留任何漏洞。新筆趣閣

　　比如元朝鹽商，想要販賣食鹽，首先要到戶部開鹽引，而后持引紙到鹽場，鹽官檢驗相符，于引背批寫某商于某年某月某日某場支鹽出場，即可將鹽運到行鹽地區售賣。

　　鹽場鹽袋由官監制，按每引額重四百斤裝為二袋，均平斤重，不得短少或超過。并在鹽袋上書名編號以防偽冒。

　　凡商人運鹽至賣鹽地區，必須先行呈報，由運司發給運單，蓋印后寫明字號、引數、商號和指定銷鹽縣份。沿途關津，依例查驗，驗引截角。每引一張，運鹽一次，鹽已賣盡，限五日內赴所在地方官繳引，違限不繳，同私鹽罪。

　　很顯然，這么一套繁雜的程序，就是為了杜絕私鹽，保證鹽稅。

　　但凡事經常會事與愿違。

　　將鹽法定的這么嚴密，各個衙門都能插手，從戶部，到鹽場，再到沿途官吏，還有銷售區的衙門，誰都要伸手，誰都想發財。

　　鹽商沒有通天的本事，想把食鹽順利運到銷售區都是不可能的。

　　沒有辦法，只能經手三分肥，誰都分一點，雨露均沾。

　　結果就是老百姓承受高昂的鹽價，一斤幾十文，在宋、金、元三代，甚至有愈演愈烈的態勢。

　　從某種程度上講，大宋也靠著留下來的爛攤子，坑了兩個仇人，金和元都學宋朝，結果都是胡虜無百年國運的凄涼死法。

　　這一波啊，大宋在臭氧層。

　　官鹽價高質次，利潤空間巨大，民間不可能不出現私鹽，而糟糕的吏治，又讓收買官員，變得非常容易。

　　等到幾乎所有官員都被拉下水，整個鹽法就是一筆爛賬了。

　　誰也說不清楚怎么回事，誰都在里面發財。

　　這一點在大明或許會好一點，為什么說或許呢？畢竟朱元璋剛剛創業的時候，手下地盤并不產鹽，而是需要靠著商人，從外采購，以糧食換鹽。

　　一直到立國之后，還大致承襲了原來的鹽法。

　　安排合適官吏，嚴厲整頓，預防弊端……種種手段下去，也只是治標不治本。甚至有不少大明的新官，已經把手伸到了鹽法之中，他們如何發財還不好說，但是從楊憲和胡惟庸都站出來，阻撓鹽法，李善長憂心忡忡，就看得出來，這破事的水太深了。

　　弄清楚了這些，再看張希孟的新鹽法，高明之處就一目了然了。

　　首先，張希孟要求把鹽價降下來，哪怕不像張士誠想的那樣，降到五文，七文，只要能保持十文以下，私鹽至少會減少九成！

　　沒有辦法，運輸食鹽也要花成本，還要躲避官府稽查，又要打通關鍵，想辦法出售……十文差不多是個盈虧線。

　　只有高于十文，甚至到二三十文往上，私鹽才有足夠的利潤空間，給私鹽販子鋌而走險的勇氣。

　　換句話說，一招降價，就把困擾千年的私鹽泛濫問題解決了。

　　其次，鹽價下來了，把食鹽納入常平倉，由朝廷采購一批食鹽，囤積起來，也就變得劃算了。

　　利用常平倉調節糧價，這是古已有之的，體系運行十分成熟，加上食鹽一項，耗費有限，增加不了多少成本。

　　你們不是擔心長蘆鹽場會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