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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聽徐懷說起這秘事，徐心庵、唐盤、殷鵬、唐青、鄭屠等人都很振奮。

    徐武坤高興的說道：“朔州守將真要這么干脆利落的投降，看來不會有什么惡仗要打，就能拿下西京道全境啊——心庵還抱怨編入監(jiān)軍使院，沒有戰(zhàn)功可撈，要是從頭到尾都能這么順利解決，還是編入監(jiān)軍使院最滋潤啊！”

    他們看不到隱藏在深處的危機，乍然聽到敵軍大將在戰(zhàn)前投附過來，怎么可能不高興、不振奮？

    即便王番、朱沆等人，又哪一個不是認定勝券成握？

    這也決定徐懷以此時的地位，任何的勸告作用都抵不過一陣輕風(fēng)。

    卻是徐武磧、周景、蘇老常他們看到徐懷午后滿腹心事的要柳瓊兒將所有大同府的文本資料翻找出來，而且他們對徐懷又是絕對信服的，便猜想事情遠沒有唐盤、徐武坤他們所想的這么簡單。

    這時候聽徐懷說起曹師雄、曹師利投附之事也一愁莫展的樣子，蘇老常皺著眉頭問道：“怎么，你覺得曹師雄、曹師利兩人投附是詐計？”

    “……”徐懷搖了搖頭，說道，“曹師雄、曹師利本就是渤海漢人，雖說他們對中原未必有多少情義，但契丹日薄西山是明眼人都能看到的事實，他們也不可能是契丹人的忠臣烈子，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他們利用自己的漢人身份更容易為大越接納這點，南降大越，應(yīng)該沒有問題——”

    “那整件事有什么問題？”徐武坤不解的問道。

    “雖說之前岳海樓已代表朝廷與曹師雄、曹師利秘密接觸多次，朝廷也是冊封曹師雄為忻州觀察使，但劉世中、蔡元攸以及葛伯奕猶是擔憂有詐，秘令曹師雄正式易幟之時，必須清肅朔州城里的契丹、奚族等族眾。我率部護送朱沆前往朔州，與其說是督軍，不如說是監(jiān)督朔州附軍是否照劉、蔡、葛等人的要求進行殺戮，”

    徐懷說道，

    “雖然王番郎君絕不對我透漏半句，但樞密院擬定的北征方略，此時在我眼里已經(jīng)完全不是什么秘密了。你們看地形圖，東路軍五萬禁軍以及同等規(guī)模的廂軍已經(jīng)在代州之雁門完成集結(jié)，將契丹在西京道的駐軍主力基本上都吸引到應(yīng)州南部了。卻是我們西路軍這邊，天雄軍的集結(jié)拖拖拉拉，無疑給契丹人制造一個假象：在他們的西邊有朔州城控扼恢河兩岸，足以擋住十數(shù)年前就慘敗在他們手里的天雄軍……”

    “你是說天雄軍諸部實際上已經(jīng)秘密完成快速北進的準備，但拖延不集結(jié)，實是等曹師雄、曹師利正式歸附，諸部直接奔赴朔州，甚至在朔州都不停頓，以最快速度的從西側(cè)突襲其西京道腹心地大同？”

    徐武磧十數(shù)年前隨靖勝軍攻入過大同城，當時的行軍路線就是沿恢河北上，他對這種種情形非常熟悉。

    “你懷疑契丹西京道主帥早已察覺到曹師雄、曹師利有問題，極可能在大同城里藏下伏兵等天雄軍一頭鉆進去？”徐武磧問道。

    “大同一定是個陷阱，這是毋容置疑的，但除了曹師雄、曹師利外，岳海樓以及劉世中、葛伯奕不可能不在發(fā)動突襲前反復(fù)確認大同的駐軍情況，所以說在天雄軍襲至大同城時，大同城里一定是空虛的！葛伯奕、劉世中、蔡元攸這些蠢貨，非要曹師雄、曹師利兄弟二人對契丹及雜虜舉起屠刀才敢信任他們，怎么可能不去反復(fù)確認大同城有無伏兵？”徐懷說道，“真正的問題實際出在大越北征兵馬對契丹及諸蕃部的高壓政策上……”

    徐懷又將柳瓊兒整理的一些資料扔到堪輿圖上，說道：

    “近兩百年來契丹為了加強對西京道、南京道的控制，除了本部族眾外，還一直都持續(xù)不斷的將他們所征服的鐵勒、鮮卑、柔然、奚族、渤海漢民南遷。大同作為其西京道治，此時城里就有近二十萬契丹及雜虜居留。此時禁軍在嵐代等地軍紀松馳，就多有劫掠、滋擾蕃民，等曹師雄、曹師利屠戮朔州虜民的消息，隨同突襲兵馬一并傳到大同城里，這時候大同城里近二十萬契丹人及蕃虜倘若被激起激烈的反抗，必將成為突襲兵馬的死亡泥淖！”

    徐武磧乃是知兵之人，這時候也是禁不住倒吸一口涼氣。

    契丹已日薄西山，其境內(nèi)也是貪官污吏橫生，貴族、官吏肆意欺凌、盤剝民眾，官民對立情緒嚴重，甚至還不時有反抗事發(fā)生。

    正常來說，契丹的西京留守司，絕難將二十萬契丹人、奚族及鐵勒、柔然等雜蕃組織起來對抗大越伐燕軍的北征。

    另一方面，徐武磧又不得不承認契丹本族人及奚族、鐵勒、柔然、鮮卑等雜蕃民戶皆善騎射，體格強壯，善武者比例比漢民高得多，又基本上家家戶戶都有攜帶私藏兵甲的傳統(tǒng)。

    要是七八萬精壯蕃民在大同城里被人有心引導(dǎo)下，在大越突襲兵馬大肆殺戮、洗劫時激起激烈的反抗，萬突襲兵馬就一定能將其快速鎮(zhèn)壓下去？

    而今日在肅金樓所發(fā)生的事情，也足以證明契丹密間有心在漢蕃矛盾上做文章了。

    徐武磧也不覺得他們此時看透這一切，就能阻止什么。

    且不說王稟午前親自去勸戒葛伯奕，要他在軍隊搜捕敵間時多加約束軍紀，卻差點被氣出病來，也不去提禁軍那叫人頭痛、難以約束的軍紀，徐武磧心里更清楚當朝令從中出、御筆指揮的慣例。

    伐燕軍此時北征對契丹人及雜虜采取怎樣的策略，樞密院必然早已經(jīng)擬定好方案，甚至就直接寫入劉世中、蔡元攸、王番北上攜帶的圣旨（御筆指揮）里了，絕不是下面低級武吏提出異議，就能隨便改變的。

    “王番郎君令我率二百人眾護送朱沆北往朔州，我不能拒絕，但此次北往朔州作為督軍，也必然會隨同突襲兵馬前往大同，此乃九死一生之局，”徐懷說道，“而到這時，大家也應(yīng)該看透廟堂諸公都是什么貨色，即便王稟相公起復(fù)，孤身一人也絕不可能改變廟堂的短視本質(zhì)——即便是為社稷謀，我們也不能再對這樣的廟堂寄以太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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